文｜江华

 　　在媒体以及信息发达的今天，有关“性骚扰”的报道真是连篇累牍，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但是“性骚扰”在我国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其实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言语或者动作对妇女进行调戏、挑逗、猥亵或侮辱的行为。2005年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这才在法律上明确出现了“性骚扰”一词。

　　2012年4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第十一条“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该规定已经明确了用人单位负有保护女职工的人身、名誉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义务。同时如单位未能尽到该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知我国关于“性骚扰”的立法正在逐步推进并完善。

　　上述的主要是针对女性受到调戏、挑逗、猥亵或侮辱的情形，当男性受到类似情形时，是否同样受到关注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知，对于男性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并没有可以具体依赖的法律来维权。

　　但是很多情况下，在发生性骚扰时，一般都是比较私密的空间，人员极少甚至只有当事人双方，无法进行取证，大部分受到性骚扰的为女性，由于女性性格软弱，遇到侵害往往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而且长期以来的无法可依，助长了该不良风气，导致更多的受害者选择沉默。更别说在法律上进行明文规定了。再者，我国大陆一直以来是大陆法系，长久的历史原因导致形成事后法，在某种情况发生之后才去救济，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对违法情形也是无能为力。在社会生活中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劳动关系中呢？鉴于此，立法的完善更是亟待解决。

　　由此及彼，在台湾地区，如果一个单位被调查未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且在获知其员工遭遇性骚扰之后，也未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即有可能被处以上万元甚至更多的罚款。以一斑而窥全豹，可知，在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较之大陆制度的完善性。相比之下，大陆的立法还是侧重事后救济，对于违反者进行惩罚。其针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定确实存在可补充性，尤其是针对“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侵犯程度、受到的损失、精神赔偿等以及对该种情况可能出现的不同后果。也可以以行政手段来进行约束，提出一些合理的规定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以硬性规定来增加用人单位在工作环境中的防止“性骚扰”的义务，建立受害人举报制度，完善相应的程序与处罚机制。

江华于2013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