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库尔勒某水泥厂一间厕所化粪池里出现一名75岁退休女工的尸体。他杀。数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银纺公司员工李建功被锁定为凶嫌。2008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建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9年11月3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兵02刑初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简称《判决书》），以起诉书指控李建功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李建功无罪。

12月10日，李建功上诉。他对判决无罪的结果无异议，但对该判决结果所依据的理由和法律适用提出上诉意见。

李建功请求维持11月30日作出的无罪判决，但请求对《判决书》认定李建功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进行修正，撤销原判依据的法律条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认定李建功无罪。

李建功案已经排除了全部指控他有罪的证据，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罪从无”的结果相同，但性质完全不同。如果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说明李建功还可以有疑点，公安很有可能还会把其列为监控对象。虽然警察这样做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并不鲜见。李建功案在把李建功的口供和李娟的笔录排除掉后，已经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李建功犯罪，李建功就是事实上的无罪，李建功就是清白的。

本案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指向李建功犯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认定李建功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是错误的。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对李建功的19份讯问笔录和李娟的5份询问笔录为非法证据，并全部予以排除。那么，全案就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指向李建功涉嫌犯罪，连一份对李建功产生怀疑的证据都没有，对李建功杀人事实的指控就是“零”证据。

既然是“零”证据，就不应当认定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采纳“公诉机关出庭公诉意见认为本案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就是错误的。

因为“证据不足”的前提是要有直接或间接证据指向李建功犯罪，只是达不到建立可以认定事实的证据体系。而本案在排除了非法证据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指向李建功了，所以根本谈不上证据“足”与“不足”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说明一审法官对已经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在其内心深处得到了部分的确认，“证据不足”的情形植入到了法官的潜意识当中，这完全违背了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设置的目的。

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设置的目的，就是要让非法证据不再进入实体审理，不再进入到法官的视野。或者说非法证据不得在法官内心形成任何印记，这是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基本目的要求。

就本案来讲，既然已经排除了非法证据，一审法官就应该在内心彻底把这24份非法证据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相当于这些非法证据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不得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只有这样，才不会将排除掉的非法证据在法官内心变成“怀疑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归零”。

当下我国司法在没有把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单列为独立的、与实体合议法官不同的程序审时，更加考验的是法官的法律学养和规则意识。

本案是没有指向李建功的任何证据，而不是“证据不足”。

李建功没有杀人的事实十分清楚，再审一审认定李建功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是错误的。

根据本案的证据和再审一审庭审，可以证明两点，一是曹某某被人杀害，二是李建功不是凶手。本案中，事实不清楚的是曹某某被谁所杀？凶手是谁不清楚！但本案李建功不是杀人凶手是很清楚的事实。

曹某某被谁所杀的事实不清楚是因为当时侦查人员“口供至上”，他们将全部精力的着力点放在认罪口供上，通过侦查人员和看守所警察的配合，对李建功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取得口供，又粗暴的对李建功未成年的女儿李娟非法取证，对案发现场重要的物证却视而不见。

在案证据显示，当时死者曹某某手中有毛发，曹某某屋外有一截胶带（曹某某是被三截胶带封住口鼻，所以，在案发区域的相同物品应当列为重要的物证），抛尸现场的厕所门板钉子上有可疑斑迹等等，对这些关键的物证，侦查人员统统没有提取，让这些有助于锁定真凶的物证全部丧失。

王誓华律师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李建功无罪的依据是错误的，本案不属于“疑罪从无”的情况，不应当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

李建功没有杀人的事实很清楚，然而，一旦适用上述条款认定李建功无罪，就相当于一个清白的人，通过刑讯逼供成为了怀疑的对象，这等于一审法院帮助刑讯逼供延展了它的社会危害性。

该案的特殊之处是因刑讯逼供的存在，对李建功的口供及其女儿李娟的笔录进行了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排除之后，李建功没有杀人的事实十分清楚。

曹某某被杀的事实不清楚，不能减损李建功清楚的没有杀人的事实。

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当庭释放，虽然使案件达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但在法律效果上留下了遗憾。

一审法官没有摆脱法律职业思维定势，未能在本案中精准、正确的适用法律，让这迟来的无罪正义蒙上一层阴影。

李建功因此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支持李建功的上诉请求。

李建功的辩护律师王誓华表示，我们让李建功案得到事实清楚的、彻底的无罪，有两个意义：

1.对李建功来说，彻底的无罪就可以证明完全的清白，“疑罪从无”在社会上可能还会被认为是怀疑的对象，而且在其它的无罪案例中，当事人被疑罪从无平反以后，公安机关限制当事人活动自由，如边控，从他们心里还把你列为嫌疑对象，进行软性执法，给当事人带来很大麻烦。

2.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排除非法证据排除之后，这些证据应当归零，不能在法官心中把非法证据变成怀疑证据，避免法官的潜在意识带来司法的模糊性，杜绝这种对排除非法证据制度效果的折损性审判行为，减少司法不公的隐性风险，这也是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目的。刑事辩护的意义也在这里，通过个案的社会效果推进公平正义，通过个案的法律效果完善立法，科学建立法官内心司法构造，实现法律对社会的制衡价值。

该上诉案应当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以提高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对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认识，以及该程序应有的法律效果，健全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建立科学的司法理念，进而推动我国司法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