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律协9月20日印发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37条规定：“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获取的案卷材料，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得擅自向媒体或社会公众披露。”该条规定的意思表达十分明确，不得提供的指向主体是“亲友”，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并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根据《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25条：“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第26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交的与辩护有关的书面材料，也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与辩护有关的文件与材料。” 从这两条规定与第37条的行文逻辑上看，辩护律师完全有权让被告人阅看全部案卷材料，向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显然，微信公众号“刑事实务”9月23日这篇文章标题“律师会见时不得让被告人看案卷材料”是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十七条的严重误读。

“刑事实务”9月24日发布的纠正公告一文提到，出于律师执业风险考虑，对同案犯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的核实要注意核实方式。我认为，不能因律师辩护存在执业风险，就不让被告人看阅案卷材料。我们律师首先自身要依法办案，而且要相信公检法机关也会依法办案，如果公权力不能依法办案，其实任何人都会有风险，而不管辩护律师是否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辩护，这样的非正常风险不能影响律师的辩护工作，当然，卷宗中的哪些内容，庭前何时让被告人阅看，律师可以根据自己对辩护工作的布局制定策略，这里不过多探讨辩护技术。

该公众号的纠正公告中提到了律师的取证风险。关于刑辩律师在取证中的风险防范，我的理念是，律师如果因风险不取证，就不会有有效的刑事辩护，律师只要按法定程序办案，就不会有正常的执业风险，因为有非正常风险的存在，我们应尽可能把律师取证风险降到最小，但是绝对不会是零，只要你做刑辩业务，这个风险肯定存在，尤其在当下的刑事诉讼环境中。

关于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将案卷材料让被告人阅看的问题，在律师工作实践中一直困扰着大家。有的专家认为客观证据可以让被告人看，主观证据最好不让看，律师可以把主观证据说给被告人听，再听取被告人的质证意见。

我认为，辩护律师有权将依法复制的卷宗材料让被告人阅看，即便是涉密证据，被告人也有权看到，因为对于指控被告人犯罪的所有证据材料对被告人都不是秘密，涉密也只是对参与诉讼以外的主体而言。我的研究是：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我国《宪法》规定了任何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作为辩护人。

因此，律师的辩护权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授权（指定辩护也必须征得被告人的授权），律师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为其依法辩护，从这个层面讲，律师的辩护权属于次生辩护权，因为是基于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产生。那么，律师做辩护工作就一定要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并及时调整辩护思路和证据收集。辩护律师的阅卷工作就是替被告人去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指控证据。律师将案卷让被告人阅看，核实证据，不但是当然工作，而且这些辩护工作本身就是被告人辩护权的外延。

虽然律师有独立辩护权，这是指律师依法独立辩护不受外界干扰。但这种独立性不能与被告人的辩护权割裂，不能违背被告人的委托意志，否则律师的辩护就失去了职业道德与执业伦理。

所以，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基础来源和律师辩护权的产生上看，辩护律师完全有权将案卷材料给被告人阅看。况且，律师通过庭前会见被告人，让其阅看案卷材料，充分交流，才可以知晓对指控证据的精准辩点，有利于摧毁指控的证据体系。通过细致核实证据情况，从中找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线索，更好搭建辩方的证据体系，本就是律师辩护的天职所在。

有些律师害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我认为只要律师没有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去翻供、串供，就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当然，律师会见时一定要明确告知当事人翻供、串供的法律后果，并要从法律规定和法理上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给当事人讲清楚“单有口供不能定罪”的刑事诉讼规则。另一方面，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翻供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且能够找到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让案件事实真相还原，他的翻供就是正确的。

而且，律师可以核实有关证据，是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这时侦查已终结，证据已固定，再加上“不轻信口供原则”，办案机关也没有必要担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问题。

还有，关于案件保密的问题，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十条之规定，对于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即必须是在证据材料上标示为“绝密、 机密、秘密”）事项才属于保密范围。而辩护律师只有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才有权查阅卷宗证据材料，这个时候所有侦查证据已锁定，辩护律师将设定密级的证据只要不向外界泄露，也不存在泄密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看是当然行为。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被告人对某一涉密的案件事实都不知晓内容，那被告人如何在庭上质证？所以，案卷的全部材料都可以让被告人看，针对被告人而言，卷宗中的材料没有秘密。

我认为，那些持“主观证据不能让被告人看”观点的人，还是受到了长期以来“口供定罪的有罪推定”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既然自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那么辩护律师如何对证据“有效”核实，如果被告人连案件材料都不能看，证据内容都不能充分知晓，律师的证据核实工作便不可能有效开展，这无疑伤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益，同时必然减损律师的辩护效果。所以，只有让当事人仔细阅看证据材料，才能做到“有效”核实。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下，一切证据裁判在法庭。如果不允许辩护律师在庭前向被告人核实全部证据，那么被告人提出要求当庭阅看案卷证据材料，无疑将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影响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