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欢迎江老师、陈老师等各位老师和媒体的朋友们，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的学生们莅临我们的庆典和论坛。

今天，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了。“典谟”语出《尚书》，概指《尧典》、《舜典》、《禹谟》、《皋陶谟》，取意“立国之原则”、“治国之经纬”。书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典谟”之道，与此引喻为以人为本、突显人权，精细科学谋划布局，高瞻远瞩制定决策。

在这里我对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定位理念做如下的诠释：三个词——“大诉讼”，“全要素”和中国刑辩律师的“DNA”。

“大诉讼”，是指对刑事、民事、行政及非诉法律事务进行交叉互促性研究和应用。将民事、行政、金融、知识产权、公司业务、酒店管理等各专业领域的应用研究支撑刑事辩护的高端专业研究，同时，刑事辩护的思维又贯穿在其他法律专业领域，以专业精细、技术高端、布局科学的态度，组织全要素团队，完成每一件案子，每一个项目，深化“大诉讼”思维，力求在这些领域进行互促性研究。

“全要素”，就是根据现在的刑辩情况，为了整合资源，高端刑辩团队以北京典谟为平台，运用互联网+的思维，云集北京、深圳、重庆、武汉、沈阳、内蒙古、甘肃、山西和陕西等全国各地有特点的优秀刑辩、行政、民事律师30人。我们要通过更加精细化、专业化的辩护，进行科学的布局，力求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优质法律服务。

“DNA”，指的是在每一个案件，每一个项目当中，我们会根据案件的情况，综合所有的部门法进行系统研究，以对部门法的研究支撑高端的适合人权辩护的刑事诉讼，以专业的形象完成刑辩，以个案推动法治，从而来建设和完善中国刑辩律师的DNA。

“誓维华法，公信盛德；海纳百川，铸就高端”，这是典谟文化奉行的宗旨。

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理念，就是“小律所，大文化；精品团队，大智慧。”

这次的庆典和论坛，既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和考验，也将成为我在刑辩道路上不断向前进取的动力！

最后，允许我再一次向江老师、陈老师等各位老师表示谢意，对在座的媒体，在座的各位同行和学生表示感谢，我的发言到此，谢谢。

尊敬的江老师、陈老师、田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同行，下午好。首先感谢王誓华的邀请参加这个论坛，同时热烈祝贺典谟律师事务所开业庆典，预祝典谟法治论坛圆满成功。我们知道追求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职责，所以有了这次论坛。北京律协新成立了三个与刑事辩护有关的专业委员会，包括韩冰主任担任主任的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职务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这两个新设的专业委员会，它的设立初衷是想通过这个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工作来提高律师行业在商事犯罪、职务犯罪、刑民交叉相关专业领域的辩护水准，进而实现辩护制度的立法初衷，减少错案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以审判为中心”、“非法证据排除”在刑事辩护的运行过程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争议也一直是存在的。我记得在刑诉法把非法证据排除列入之前，最高法院曾经出台过一个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当时我讲这个司法解释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废话，因为非法证据是没有标签的，谁来认定它是非法证据还是审判机关。

不幸在那之后不久我在秦皇岛有次开庭，在开庭过程中我们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果然就是这样，在庭审过程中河北省公安厅两个处长，在出庭回答非法证据排除询问的时候，对于关键问题拒不回答，对于一些关键问题想回答的时候，审判长公然告诉他你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些都是非法证据排除空转的一个实证，好在非法证据排除这个规则进入了刑诉法的条文当中，实践证明它的运行正在趋于好转，相关立法本意目的正在发挥实际效果。

以审判为中心这样一个制度，我在很多场合也听到过一些评论、一些置疑、一些不解，包括人大代表这个层面。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大师，江老师、陈老师、田老师，以及在座的一些专家，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厘清会有帮助。我想说出我的观点供大家批判，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也就是说在侦查，在起诉，在辩护的过程中，大家对证据的审视都要以审判的标准来审定相关证据能否作为定案证据，包括罪与非罪，从轻或减轻等。我想这样的理解在我看来或许是这样，但是我曾经看到某个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提到其侦查工作：反贪局的侦查工作要做到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我想这又是走向极端了，这又是错误了，因为立案是以涉嫌为前提的，如果说只有确认本案罪名是否构成，全部证据达到了法定相关标准，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可能不被判，同样是对人权的侵犯。

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把握，以及如何理解它，我想是有探讨必要的，因此今天典谟论坛的开启，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我祝愿典谟法治论坛圆满成功，希望这次论坛有助于各位准确理解相关立法本意，从而有助于辩护质量的提高，从而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的提高，谢谢各位。

首先祝贺典谟律师事务所的成立和首届“典谟法治论坛”的召开。我不是刑事领域的专家，只能简单地谈一点个人观察和思考。

在当今环境下，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有点吃不开，或者说有很多想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由于过去李庄案或者其它几个的案件的影响，纷纷要打退堂鼓。我想，中央政法委专门为此召开过会议，召集最高法、最高检，还有其它司法部门讨论相关问题，这对律师出庭辩护环境多少会有所改善。但我觉得，现在刑事辩护律师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放，仍然是感觉到刑事辩护是一个畏途，我想，这其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昨天我和陈光中教授等共同讨论了念斌国家赔偿的案子，应该说，念斌案目前获得的赔偿距离他本人的要求差别较大。从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刑事冤案不在少数，也不是我们现在所公开了解的数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据我了解，过去，我们国家的刑事案件办得太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刑事逼供或者变相逼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审判人员长期以来都以“有罪推定”理念为指导，这给律师刑事辩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最高法院沈德咏常务副院长说“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要是审判人员的观念没有改变，仍然是以有罪推定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前提，那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证据对刑事案件至关重要。证据主要是物证和人证。物证还好说，人证方面，不光要有证人证言，还要确保证人出庭。我们在薄熙来案中见到了个别证人出庭作证，也有律师对证人交叉询问，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庭审并没有充分发挥证人的作用，律师在询问证人的现象并不多见。

而我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很多律师的辩才和有影响力的发言都集中体现在交叉询问上。我记得林肯当律师的时候，办理一个刑事案件，就是因为看出来证人有破绽的证言，最后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所以，应该说，律师的能力，包括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应更多体现在对证人证言的调查上。而我们现在缺乏这个环节，很多的案件证人根本不出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律师的才华也难以展现。

在这一点上，现在我们国家刑事方面的冤假错案，真正能够得到平反的，只不过是真凶出现、亡者归来等特殊情形，而大量的、过去办得很粗糙的案件，尤其是那些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没有完全改过来。我们国家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应把所有冤假错案都纠正过来，这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对于我们在座的律师尤其刑辨律师来讲，任务较重。

我觉得，只有靠辩护律师才能不断追求案件真相，(帮助公安司法机关)找到真正的凶手，查明犯罪事实。我想在这一点上，有的当事人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是没有多少办法的，而真正能够做到的是律师。

所以我非常希望做刑事辩护的律师，既有很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精湛法律的技巧，还有极大的勇气为当事人平反冤案。有了这样的勇气，就能够成为很好的律师。

▲江平教授为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题词

首先我热烈庆祝典谟律师事务所开业典礼开门大吉。典谟这个名字取得很典雅，而且来自经典，如果通俗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说成为典范，成为一种带有模范性质的律师事务所，也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够做出带有标志性的成就，这个我觉得是开业之初以这个名字来表明自己的志向；而且他们过去在这方面也确实已经做到了一些贡献，所以我还是以非常期待的心情祝贺这个律师事务所成立，而且是认为它一定能够做出更好的贡献。

下面就是业务性的发言，我想我们今天更多侧重于刑辩，刑辩确实应该说是一个评估我们国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的一个标志性的词——“律师兴，国家兴。”律师里面当然包括各种的业务，刑事辩护是具有标志性的，挣钱不靠刑辩，但是我们的律师成名、成家，为国家、为人民，特别是为人权做贡献，应该说刑辩首当其冲。所以说今天典谟律师事务所以刑辩为主要方向，我想，选择这个方向是本身立下了志气才能做到。

我今天讲的话关于刑辩，以及关于当前的司法改革。今天的主题是以审判为中心，刚才江平教授给我们讲了审判中心里庭审刑事辩护，关于证人出庭、交叉询问问题，这个问题是审判为中心得到了一个关键。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讲一点看法，我着重讲一下今天我们也带有标志性的制度，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里也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规则，或者一个制度。“非法证据排除”有还是没有？或者是有了以后制度是不是规范，特别是实践是不是到位？它是标志着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法治程度，特别是程序法治的价值能够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程序法治，也就是说只要你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够排除，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行话，“以程序性制裁”的这样一种原则，程序性制裁保障程序证据。程序性制裁里面有不同的方面，“非法证据排除”是最重要、最具有标志性的程序性制裁的一种措施。

同时从私底下来说，非法证据排除，刚才江平教授讲到，冤假错案很多东西是用非法取得的假口供、假证词作为证据的，非法证据的排除正是把这些非法取得的假口供、假证词加以排除，使它更好实现发现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同时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证，是防止冤假错案不可缺少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当然原来也有一些规定，但是正式的载入刑事诉讼法典在2012年，有五个条文正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这应该说是刑事诉讼法这次修改进一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是从“非法证据排除”过去已经有这类东西，特别是2013年正式刑事诉讼法生效到现在，应该说“非法证据排除”从理念的落实，特别是从实践的行动落实，并不是那么令人感觉到符合期待，或者说令人有一定程度上的失望。它面临的非法证据在法庭上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启动，然后真正排除更加难之又难。这里面原因当然很多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是“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特别是“重打击、轻人权保障”，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上，就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为核心的人权保障。

现在的非法证据排除，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抓住。一个，“非法证据排除”从程序上说，从中国特色说，检查机关首先要把住审查里不要把非法证据拿来在法庭上有罪的证据，要自己把住这个关。这样它必须要做到对侦查的案件有发生制约、监督的作用，也就是说你这个侦查，你要独立进行审查。现在我实事求是看，在反腐案件里，这些案件，从“双规”到侦查，到审查起诉，检察院这方面是很难有多少作为。更重要的我们以审判为中心，以庭审实质化作为决定性环节。我们在庭审里要真正做到依法该排除的要排除，律师当然要敢于、善于提出来运用排除规则，更主要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法官应该真正下决心敢于排除。现在律师这方面还是敢于往这方面来做的，因为毕竟是涉及到被告人的切身利害关系，但是法院这方面应该说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在具体的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庭前会议上，很希望在庭前会议上关起门来把非法这些问题化解了，你不要再提出这个问题了，商量商量尽量地在庭前排除。庭前排除不是绝对不行，但是必须与被告人同律师，按照案件的情况，愿意在庭前会议上解决符合他合法利益要求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也是符合程序公正诉讼效率。问题是控方或者是从审判方介入，老想把这个“非法证据排除”扼杀在庭审上，这就不正常了。

第二，在法庭里现在也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法庭上一旦辩方提出来认为是非法取证的，实际上启动标准很低，只要有线索、有材料，证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这种，一旦觉得有这种可能就应该提出。但是往往这个标准高得不让你启动，然后启动的时候应该说举证责任在控方，也就是说举证责任是公诉人对这个案件证据合法性，证据证明是合法渠道，而且要排除非法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达到什么程度？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接近差不多达到确实充分证明是合法的，确实能排除非法可能性。就算不一定要求确实充分，起码差不多，基本上能够说明是合法取得。这个证明标准应该是控方达到，控方没达到，律师就应该坚持，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官就应该加以排除，在这点上有的人往往不明确，非法取得要辩方证明，这是本末倒置的。

最后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要在法庭上公开地搞，堂堂正正在法庭上讲非法证据排除，同时也进行法庭上的对质，包括侦查人员，如果你涉嫌非法，到庭来接受质证。最后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一旦启动以后，必须在判决里公开，非法证据提出来了，你这个为什么不启动，或者说启动以后为什么不排除？要把理由写上去，这样便于上诉。

当然这些东西进一步落实，才能把非法证据排除，更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作用。要做到这点，一方面我们要律师敢于提出，也善于提出，更重要的律师毕竟是没有“权力”，实质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法院手里，所以实际上法院的不启动往往造成律师同法院在庭上的审辨对抗，这是很不正常的，问题主要矛盾还是在于法官，法官如果主动愿意维护诚信正义，维护辩方的人权，这个问题相比来说就简单很多。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上怎么解决好，确实是有待于在各方面要加以完善，要加以落实。我就讲这么一点意见，谢谢大家。

▲陈光中教授为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题词

非常荣幸应邀出席“典谟法治论坛”，讨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辩护问题。记得江平先生有一句话，“律师兴则法治兴”，我非常赞同。我长期在司法部工作，每每遇到有关律师争议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是站在律师一边，为什么？我认为，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如果律师没有社会地位，律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和功能，律师的辩护权得不到保障，那人民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律师本身没有特权，他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那法治还有什么保障？国家性质就出问题了。所以说，如果律师队伍不能强大起来，那国家法治建设就没有希望。

首先我想说，刑事辩护法治化，人权才有保障。我们一直说，刑事诉讼法是小宪法，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律，可是我们现在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有多少？只有30%左右！有70%左右的刑事案件是没有律师参与辩护的。法律规定、设计的律师角色，是在刑事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和检察官（公诉人）对抗；在行政诉讼里代理行政管理相对人与政府分庭抗礼，在民事诉讼领域是原被告双方的代理人，这样很容易形成律师专门替“坏人”说话的偏见，到现在这种思维定式还没有完全取消。执业环境不佳，头上还悬着“伪证罪”、“包庇罪”（现在还包括“扰乱法庭秩序罪”）等大棒，导致律师不敢承接刑事案件，不愿意介入刑事辩护。我上世纪90年代到司法部工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律师的刑事犯罪率，到底有多少律师被地方法院判刑了。全国调查下来始终没有调查到真正数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多起律师被诉事件，而且大部分都是有关方面冤枉律师。从那时候开始，司法部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到底应该怎么办？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刚才谈到冤假错案，我觉得在当前法治状态下出现冤假错案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首先，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确立多少年了，像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公安司法人员所完全接受，法律上接受了、口号上接受了、讲话里面接受了，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接受。在目前体制下，公安机关管着侦查，还管着看守所，为了破案率，发生刑讯逼供是必然的。我们特别看重破案率，升官靠破案率，管理考核很多方面都是以数字为依据的。破案率至今还影响到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对公安干警的评价，这种状态下刑讯逼供很难杜绝。其次，我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制约能力也很弱，对法院监督能力也很弱，所以很难保证不出问题。我们律师辩护率非常低，还不起作用，冤假错案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人权也不能保证，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完全保证自己一辈子不触犯法律；你认为你没有违法犯罪，别人可能认为你违法犯罪，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刑讯逼供一下，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行。当初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无罪推定、侦查阶段辩护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等一些原则是否入法争议很大，专家学者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修法结果总体来讲还可以，但是要严格落实还有很长路要走。律师开展刑事辩护是不容易的，想要全面保障当事人权益很难，我不是太乐观，但还是希望你们做的更好。

我还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在执法者犯法方面，对待执法犯法的人，我们应该一视同仁。现在法官有犯罪的，检察官有犯罪的，警官有犯罪的，律师也有犯罪的，各级各类其他党员干部也有犯罪的。但是警官、法官、检察官，这些都是“官”，唯独律师不是官，没有叫律师官的。我感觉，对待这四类人形式上说是平等的，实质上是不完全平等的：个别法官犯罪，没人说给法官队伍带来什么影响，法院法官队伍不行了、法院不行了；个别检察官犯罪没人说检察院不行了；警察出那么多问题没人说公安部不行了；律师界出了个别违法犯罪的人，就有人说整个律师队伍就不行了！这种思维方式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听到有关方面对律师队伍的看法不是很乐观。周永康时期讲律师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我曾经在《中国司法》发表一篇文章，说律师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的法学教育，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里面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不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难道是资本主义法律工作者吗？我是不平则鸣。所以我说，我们将近30万律师目前判刑的多少？没有多少。是罪就是罪，是谁的就是谁的，都是个人的事，和律师队伍没有关系。如果说政治局委员犯罪是政治局委员自己的事，律师犯罪了却不只是律师垮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也所垮了，这种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可是确实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些领导就是这么思维的，这是律师界碰到很大的问题，当然我相信在法治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好。

最后谈一点希望。我是很佩服最近几年刑事专业律师的勇气的，以刑辩业务为主，希望你们沿着这个道路坚持走下去，给整个律师界做出一点表率来。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深入，总体形势越来越好了，对律师业发展还是正向的。所以我同时希望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还是要力求专业化，讲究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辩护技术。我看过李庄案中陈有西律师的辩护词，最近又看了徐昕教授给一个东北冤案申诉写的代理词，写得非常好，很欣赏他们的专业水准。对专业问题讲的非常透、非常好，检察官要驳倒他们很难。法官可能不会采信他们的辩护意见，但是要驳倒他们很难。公安司法机关采纳不采纳是法治发展水平问题，但是律师要立足于做得更专业个更好。希望刑辩律师都能成为各自执业领域的专家，为中国律师事业撑起一面旗帜，为法治中国建设做出贡献。取“典谟”之意，期待刑辩律师成为律师界的典范和楷模。

▲王公义博士为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题词

谢谢主持人，谢谢今天的会，首先祝贺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开业庆典，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典谟律师事务所在今天这种刑辩环境不尽人意的状况下，还能够打出以刑辩业务为主的这样的旗号，来建立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士举动，敢于迎着困难上，在中国律师界还不是太多。

由于我做刑事辩护多年深有体会，所以在此我也希望在我们中国现行状态下，能够有更多的律师，更多的律师事务所，都能够做到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做刑事辩护，因为刚才江老师、陈老师都讲了，做刑事辩护的作用是什么？维护法治、保障人权。

接下来我简单谈谈今天的话题，主要的一个题目是审判为中心。去年我曾经发表了一个专题论文，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与保障，提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简单讲一个重要的前提。实现刑事审判为中心的前提，我认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前提是解决机制的障碍。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就必须给审判机构有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点远远没有做到。我们应当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公检法”三家的位置就是“公”、“检”、“法”——公安是老大。“公检法”，一直叫到现在还是“公检法”。

在1979年提出法治建设以后，一个体制设计的重大变化或改革，就是提高了法院和检察院的规格：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从上到下，比公安系统高了半格。这是个重要的体制性的设计，只有在这种设计的框架下，才能把法院的地位提高，才能使法院起到在司法审判当中把关的作用。

我们的司法改革、法治建设推进这么多年来，一路走下来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就是在十几年前，就是周永康主政司法系统的时候，一下子恢复了原状。周永康对法治建设的这种破坏，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一个体制性的变化，就是恢复了“文革”前的设置，又变成了公安级别最高。

在公安成了老大，司法居于它的下位的时候，不可能实现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制约。所以大家都说“公安是做菜的，检察院是端菜的，法院是吃菜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公安是老大，政法委书记是公安局长，常委是公安局长。周永康下台以后，四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是又并没有完全解决，没有像1979年的时候一下子都变过来。

我认为要想实现审判为中心，首先在这个机制设计上要有一个彻底的、统一的转变，必须把司法机关的地位提高上来。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警察都是法官的助手，现在我们警察比法官还大，更可笑的就在前天我在外地开庭还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审判长得听法警的，我在很多开庭的时候审判长都指挥不了法警，都得跟法警商量着办事，连司法警察都比法官大，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审判为中心”实现不了。

类似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检查机关的职能是什么？两年前“上合组织”六个国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下午到北京事务所参观，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上午观摩了一个法庭，我们怎么不明白你们法庭里公诉人权力怎么那么大。我说你们真不知道吗？我们这种设计是跟你们学来的。他们都不知道，为啥？一个他们年轻，再一个他们早就改变了，我们检查机关这种特别大的权力，是列宁的时候传承下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据说保留了资产阶级的法官，但是由于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法官，当时苏联的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维辛斯基设立了一套体制，由无产阶级检察官监督资产阶级的法官，所以苏联检察官权力非常大。

其实我们恢复法治的时候，据我了解苏联在解体之前，其体制已经改了，但是我们仍照搬过来学习。

我们检察官不仅起到监督作用，在法庭上开庭的时候还要依法实施监督作用。我在那篇文章也说了，法院一方面监督法官，一方面还有自侦权，我们司法人员在检察院这种双重夹击态势下，能不能真正实现独立审判，能不能实现审判为中心？这是空谈。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制度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口号再喊的响亮，审判为中心的问题仍无法实现。

还有比如看守所问题，看守所通过刑法修改以后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为什么不彻底解决？因为归属没有解决“抓人关人是一家，起诉是一家，起诉监督是一家”，这都是完全违反诉讼规则、诉讼规律的一种机制性的障碍。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其它的问题都在其次，喊得再多，这些障碍不排除，就肯定要受到体制性的障碍，改革也就推进不下去了。以审判为中心的问题，我简单讲机制性障碍，其它先不谈。

同时涉及到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我简单讲一下，我们喊了这么多年，努力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高检、最高法都在频频发出文件、做司法解释、搞调研，但是作为一个实际参与刑事辩护的亲历者来说，我个人体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想怎么往下走？我们的非法证据排除，我知道在最近的一系列案子当中遇到很多问题，证据十分明确确凿，根本就是排除不了，为什么？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独立审判解决不了。中央政法委文件一再发布，最高法院的规定一再发布，要求坚决杜绝权力干预，实际上权力干预问题一点没有减少，只不过有的地方由公开转入了地下。可是我们司法人员敢不让他干预吗？甚至还要主动寻求干预，权力面前依然是战战兢兢的形式。这种情况下在独立审判实现不了的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谈何容易？明知道是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可是有些权力的干预和权力的障碍，不敢往下走。

还有一种非常扭曲的情况，我和陈老师说过，这个问题还要强烈呼吁——现在把庭前会议当成了取代庭审的一个变相的作用，公开就讲排除违法证据怎么能在开庭上审判？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要庭前会议解决，这是违法行为，但是很多法院都这么做。庭前会议到底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全乱了，把庭前会议变成了总开庭，甚至变成了正式开庭。有的很多案件庭前会议开了两天，法庭庭审开了半天，庭审成了走过场，庭前会议成了真正的审判，更重要的是我强调，用庭前会议代替公开审判方式，要害是违反了公开审判的规律，把公开审判变成了匿名审判。这样的话排除非法证据更无从谈起了。

所以我也认识到，在改革推进当中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在出现重重阻力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各种规避改革的一些取巧行径，这是在改革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但是当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存在，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我们改进就会毁于一旦，或者陷入空谈。谢谢大家。

谢谢典谟律师事务所的邀请，我接到邀请还特别查一下典谟的“谟”怎么读，正音是mó，很容易读错，已经去世的演员孙道临先生经常走到哪儿都带着本《新华字典》，因为很多字不仔细查很容易读错，所以对我们伟大祖国有一点敬畏。在这我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其实在正义面前也应该有一点敬畏有一点谦卑，作为学者作为教授，还有一般的民众对于学问也应当有一种谦卑的态度。

我们现在探讨以审判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这个概念到现在实际上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还是烟雨蒙蒙的，还是花鸟朦胧的，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探讨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以审判为中心”最初源于日本二战搞司法改革提出的口号“公审主义”。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因为二战当时日本的检察官、警察积极充当军国主义者的角色，法院在保障人权推动人权方面无所作为，所以二战之后提出了以“公审中心主义”作为日本刑事司法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口号。

现在中国也提出以审判为中心，我们有没有从日本当时的起点上思考？我们的法院在推动民权、保障人权方面是不是应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们看到现在最高法院对“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做压缩式诠释，就是解决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但是一说到解决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也是所谓的知易行难。

昨天晚上10点多，北京的一起案件的法庭审判终于落幕，一起合同诈骗案，有62名被告人，整个法庭审判上检察官做了精心准备，法庭上进行耐心举证。结果开庭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状况。什么状况？首先法官受不了了，法官私下跟检察官说，咱们加快进度，这个东西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不用搞那么细。不但法官如此，纷纷有律师也找到检察官，说咱们就快点吧，而且有律师跟被告人讲，说你不用看材料核对证据，我都给你看过了，甚至有律师当庭提出抗议，说这个太慢了，我外地还有庭要去开。法官跟律师还说过，他说你说那些东西简洁一点，没有必要罗嗦，你跟我说我不爱听，你跟检察官说检察官更不爱听，你跟被告人说被告人听得懂吗？所以大家都简洁一点。

所以我的基本认识是这样的，以审判为中心说起来很爽，大家都以它作为口号，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加上一个前缀。但实际上真正要以审判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牵扯到一些利益考量，谁都受不了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昨天这个案件，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滑稽场面确实令人深思。

窦文涛曾经说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全是发展中水平，当我们在批评政府的时候，其实你看人民的素质、国民的素质，全世界丢人。所以想到一句话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律师批评法官检察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乌鸦落在猪腚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我们的律师问题也是“老和尚敲木鱼”。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特别是反思一下自己存在的问题，也许我们的社会进步力量才能够健康一点，大家也可以心气平和一点。像昨天刚刚落幕合同诈骗案中某些律师的表现不怎么样，法官也不怎么样。

讲一点谦卑的态度，我在学问方面，作为学者作为教授首先保持谦卑。以审判为中心，现在口号提出来，但是认识误区很多，很多错误的说法，经不起推销的说法层出不穷，对“以审判为中心”，有观点说要提高侦查或者公诉的质量。但是我的见解恰恰相反，侦查公诉质量越提高，审判越流于形式。大家看日本经济司法现状的成因就是检察官在有百分之百定罪的把握才会起诉的，起诉之后无罪判决率只有万分之几，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场域我们看到日本的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台湾翻译成《咸猪手事件薄》。律师见到被告人开始就讲，说我觉得你还是认罪的好，因为我们的无罪判决率在万分之几，你想获得无罪判决太难了。

这种精密司法现象日本的松尾浩教授提出来，作为一个学术标签，平野龙一教授认为它就是检察官司法，法官成了检察官的橡皮图章。一些国家的起诉标准是在50%以上的定罪把握就可以起诉，也就是说案件不需要全面实质性调查完成起诉，起诉之后对案件全面实质性调查，是通过审判阶段来完成的，这就是审判的实质化，审判去空洞化。现在有些人说审判要想以它为中心的话，庭前工作要做好，质量效果提升。但是规律表明，公诉越精密，越精致化审判越空洞，而且律师在这样的一种精密化的公诉侦查场地当中，在法庭上更没有施展空间，而且他的庭前活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密闭性侦查，密闭性审查起诉。所以律师在那阶段的介入本来有限，他在精心打磨一个案件，你到法庭上，法庭流于形式，律师在法庭上发挥的空间更小。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观点，其实说起来还是值得认真推敲。

还有一种观点，只有“以审判为中心”才能够防止冤假错案。我的看法是审判为中心，那么相对应的学术概念叫“审判中心论”，与之相反的是“诉讼阶段论”。诉讼阶段论这种设计本身是为了防错，当年学苏联引入诉讼阶段论。这是什么背景？1979年，当时我们面临两大政治遗产，一个就是两个“凡是”，另外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如山的冤假错案，叶剑英说全国直接受迫害、间接受牵连的有1亿人左右，所以1979年刑事法立法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四个字“痛定思痛”，当时也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进行了诉讼阶段论的制度设计，所以我们的立案是审查立案制不是登记立案制，这在刑诉中到现在都没有变，民诉行政诉讼都在变，刑诉没有变，不能随便启动对一个人的侦查。侦查完了之后审查起诉独立诉讼阶段，不能随便开启对一个人的审判，所以才有这样一个严格的起诉筛选的程序，每一个后续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纠错过程。这样一个苏联制度设计，并没有真正很好发挥纠错的功能，也就是这种制度失灵。我们要讨论为什么失灵，如果不能把这个失灵制度的病灶找准发掘出来，对这个病灶进行针对性治病，那么就算是以审判为中心，还是不能解决冤假错案的问题。

各位可能知道，中国古代一直都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因为你到衙门去告状，开始就是庭审，那是绝对以审判为中心，但是那种审判为中心就解决了冤假错案问题吗？所以审判为中心需要现代诉讼法律制度配套的改革，没有那些东西，就算是以审判为中心，根本就无法解决减少遏制错案的问题。

还有一个观点以审判为中心需要确立直接言行原则，证人要出庭。我们看50年代苏联教材，打开《刑事诉讼法》，苏联的诉讼制度当中，一项原则就是直接言词原则，在苏联的诉讼阶段论，受斯大林体制影响的苏联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也是强调直接言词原则。所以我的看法是以审判为中心，中国人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种科学语言的训练，我们对于逻辑学当中的同一律不太重视。美国的一位华裔媒体人说过，我们伟大祖国人民有一个毛病，不大考究你使用语言的真正含义，如果要是一鸣则实，我们就要认真去做，使审判真正中心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所谓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这种司法改革是“玩真的”，而不是“真的玩”，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所谓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各种改革，各种说法，我看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以审判为中心这个题目推出的学术论文，大体上差不多都是“科幻类”作品。法院真正想要以审判为中心，它自己可以做的，如果真做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成语现象就出现了，这个成语叫“叶公好龙”，我们昨天刚刚结束的62名被告人的合同诈骗案就是一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各位耐心倾听。

▲张建伟教授为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题词

谢谢各位，今天能参加这个会很荣幸，借着这个庆典和论坛，作为多年从事第一线辩护工作的律师，也谈谈自己的想法。

刚才张教授讲话里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很多案件开庭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少见。无论是现阶段，还是说在以前的审判体制里面，都不少见，包括我们参与的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一审判了死刑的案件，二审会有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打出呼噜来，有这种情况。很多律师在举证质证阶段出去了，不参与这个阶段，甚至有的可以连续开庭很多天，律师根本不参加开庭，最后来了之后到法庭辩论阶段，拿着一个书面辩护词一念，念完了之后把它交给法庭，这样的情况也确实不少见。像上面这些，如果我们律师行业自己关着家门，说律师在辩护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如果自己来数，问题也非常之多。

所以誓华老弟设立的新的律师事务所提出的专业、高端的刑事辩护，这个我非常赞赏。他作为一个从事多年刑辩工作的老律师，拉出一支队伍，竖起一面新的大旗，而且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在刑事辩护领域里要做专业化工作。说到这里，刚才北京律师协会高子程会长也讲到了，今年北京律师协会设立了三个新的专业委员会，这三个新的专业委员会都是和刑事、刑事辩护有关的，一个是我现在担任主任的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还有一个是职务犯罪，还有一个刑民交叉。

说到律师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就目前来讲，北京律师协会应该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为据我了解，在全国各地的律协里面，对于刑事和刑事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大多数可能还叫“刑辩委员会”，也就是刑事辩护，有一部分可能叫刑事委员会。而北京律协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就已经分出来了刑法和刑诉，按照实体和程序两个做的划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并且又成立了刑事方面的专业委员会，应该说又走了一步。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是做了将近30年律师，我的观点最主要的是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对在律师行业中的刑事律师，其实一直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认识，好像刑事辩护业务是个律师就能干，新律师入行第一天，甚至接的第一个案子可能是刑事案件，不管收费是多少，但是他认为刑事案件谁都会干，看看卷写个辩护词就完了。

应当这样讲，刑事辩护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对于这样的案件，这是不可能把这一类案件作为一种只是解决生存的，或者说属于一般性业务去看待。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北京律师里面能够在刑事的领域里面竖起一些专业的旗帜来，或者是向这方面努力和发展，这样才会为刑事辩护这方面的业务起到更多的、更实质性的作用。我想说，对于律师的刑事辩护需要有专业化，即使我们不提高端化，但是至少应该是要实现这种专业化。从律师业务角度来说是市场需求，从司法本身讲也应当有这种需求，要有专业化刑事律师的辩护。

说到我们今天所设定的论题，在这里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以审判为中心，当然从理论上，刚才张建伟教授已经给做了很专业的论述，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讲，尤其是现行司法体制下，“以审判为中心”，我们从实务角度更多理解，或者说我们更多希望的是什么？这就是在法院审判过程当中，通过实质性的审判，能够解决一些在侦查、审查起诉当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对这方面做的更简单一些的理解，或者说更直接一些的理解。

在这个行业当中，现在行内说法是“公安做菜，检察官端菜，律师吃菜”。其实我倒是认为，公安就是卖种子的，检察院是种地的，法院才是做菜。为什么？如果公安是做菜的，检察是端菜的，法院是吃菜的，那还是法院地位最高——前面两个是服务员，一个是炒菜一个是端菜，最后吃菜是大爷，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无论你怎样比喻三家的关系，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庭审的时候能不能解决一些的实质性问题。庭前会议设置的法律规定的八项任务，有多少庭前会议能完成？庭前会议的形式化，甚至有一些成为叫所谓庭前会议代替庭审的趋势，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刑事辩护工作中，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所谓“以审判为中心”去解决的。

可是这里面，最经常遇到的，或者说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1979年的刑诉法到1997年，这十几年当中，我们知道原来主要是苏联体制，1997年以后引入了一些英美控辩方式，在检察官起诉的时候移送的是主要证据，但是到了2012年这一次修改之后，又把所有的卷宗材料在检察院起诉时移送给法官。我认为现在提审判中心，如果要是让法官在开庭之前就了解到全部卷宗的情况和证据的情况，那么其它体制上的设计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形式，就有可能形式化。这种形式化其实哪一个法官愿意做不愿意做，哪个检察官愿意做不愿意做，哪个律师愿意辩不愿意辩，而是说现在这种体制下，把全部卷宗移送给法官以后，我们知道目前的法官在庭审上所谓驾驭能力，或者通过庭审能够直接解决问题、进行审判的能力，应该说普遍其实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审的是什么？审的是卷宗而不是案件。让更多证人、鉴定人等出庭，其实从法官角度来讲最后还是要看卷宗，还是解决卷宗。所以在法庭上，我们做刑事辩护，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更多一些。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非法证据排除”我想提的问题是什么？其实现在刑讯逼供的情况相对确实比以前减少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看守所的刑讯方式相对以前规范得多，我们到看守所很少见到看守所没有栅栏，还是在一个空间里没有格栏的，这种情况非常少，除非去偏远的地方。直接对肉体进行刑讯逼供的方式被物理条件隔绝之后，或者说可能在形式上杜绝之后，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就是以引诱或者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或口供。这些东西能不能拿到法庭上去？拿到法庭之后你即使让证人出庭，这些能不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掉？当然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和第一个我所说的“以审判为中心”法官的审理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今天时间所限很多问题很难展开，只能谈一些最基本的观点，我做一个简单总结：第一，刑事辩护应该走专业化，从学校开始就应该对学生做这些方面相应的培训和培养；第二，就是围绕着审判为中心所要解决的庭审的问题、证据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仅仅是从司法实践层面还是不够，还得需要立法从这方面做一些总结，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了。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对典谟所未来的发展有一种良好的感觉，大概20多天前，当时跟其他律师一起，晚上11点钟在王誓华律师那里一直谈到了4点钟，听誓华律师讲他对典谟所未来的规划。另外在青岛开庭的时候，当时的公安局长连续听了王誓华律师五天开庭，确实是精彩大片。那些年尚权所做得很知名，现在誓华律师的典谟所马上又是横空出世。而且王誓华律师的典谟所，它定位的就是刑事的高端业务，他刚才讲话的时候也讲了，用刑事、民事、行政，可能是一种综合交叉的立体业务，在我看来这个所非常有必要。

对于刑辩而言，我觉得刑讯逼供的时代几乎要过去了。还有原来追求破案率的时代几乎要过去了，现在说的庭审为中心，实际上是发现了原来以侦查为中心，还有刑讯逼供为中心，可能有问题。

而现在，因为我三四年做了80%的案件都是企业家犯罪的案件，企业家犯罪的案件实际上就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刑民交叉的案件，就是刚才张院长讲的合同诈骗，可能案件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把它摊开了，可能是一般的商业欺诈、民事欺诈，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能不能定上诈骗罪的问题？究竟是罪或是非罪？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刑民交叉的案件、商事领域犯罪的问题、经济犯罪的问题可能上升到我们国家主层面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引起关注的经济发展领域犯罪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也是自己办案之中的体会。

但为什么说刑民交叉的案件，很多地方有些界定不了？原因是立法本身没把它界定清楚，比如说合同诈骗，和一般的商业欺诈，和一般的民事欺诈，经济交往中究竟在哪里是临界点？没有一个准确的临界点。还有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它的明确的界点究竟在哪里？所以由于立法上，或者说司法解释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这里就出现，尽管公安部说不允许插手，在侦查的时候，在公安执法的时候非得要规范延续下文件，不能插手经济案件，而且最高检在去年一个文件，今年又一个文件，18条，讲有新案件如果说检查机关拿不准的时候，可以从基层检查机关呈报到最高检，看看案件究竟什么性质。

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一个是立法本身的问题可能还没解决，还有其实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能感觉到：第一，一些政府不当干预经济上的纠纷，有个别的地方利用公权力之手，把经济纠纷做成一个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我找你要不回来钱，不要紧，我把金主找来，给你定一个合同诈骗罪，关起来找你要钱，你给不给？所以经济纠纷把它定位那样一种经济案件，由于界限不清，给公安的空间比较大。另外一个，可能是政府的维稳，我们办案就是那样的，政府说如果那个账还上去了那部分，也就是说借款的网民别围攻我们政府，我们也不找你的事。但是如果来围攻政府，或者是社会上引起一些骚乱，可能把你抓上去，抓进去定义诈骗罪也好，还是什么罪也好，立马够罪了。还有利益趋大化，在企业家犯罪经济犯罪中，有的人关进去可能就是你交点钱，然后取保你就走了，反正一年以后取保也没说什么结果，反正你走了取保金也在那个地方不了了之，企业家敢回去要钱？没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刑民交叉案件可能未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国家这些年搞金融创新，搞各方面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创新可能在一定程度下就存在犯罪，因为创新必须要突破边界，可能你突破边界，会导致社会上的问题——而引发了社会上严重问题就有可能追究你的责任，因为你把传统的边界、一些规范突破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个人感觉在刑民交叉的领域，还有商事领域，还有原来的尚权所，特别是田文昌老师的京都所，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论坛中大家携起手来，另外江老先生、陈老先生，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只有携起手来，跟媒体人紧紧一道，才能真正把握住刑事辩护新的特点，通过个案推进立法。刑民交叉的案件，某种程度上就是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案件，中国民企保护好了，对于稳定中国和发展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谢大家。

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各位律师：

对于贵所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悉贵所以办理刑事案件为主要业务深感敬佩。近年来刑事案件的辩护比率时高时低，甚至有下降趋势，为了使刑案审理和判决做到依法、公平、公正，辩护律师要做出极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十分艰辛的付出。

面对公权力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只能用扎实的法律知识、勤恳的工作精神和艰巨的工作过程，努力争取案件依法公正判决，我由衷敬佩各位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们。随着依法治国方案的实施，独立审判制度落实，相信并希望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会更顺利一些。对于贵所聘我为顾问，我十分荣幸接受，我不谙刑事法律，但如贵所需我的帮助，我愿尽绵薄之力。

业精于勤、事出于诚，衷心希望贵所成为办理刑事案件的典范，并不断发展壮大！

高宗泽

2016年4月29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受王誓华律师邀请参加这个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开业庆典和典谟法治论坛。

我想讲四句话，第一个祝贺，祝贺典谟律师事务所今天开业，我也期待我们典谟律师事务所在刑辩界能够树起一面旗帜。这是一层祝贺，另外一层祝贺也祝贺刑辩律师界，我们做刑辩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闹”，东打一枪西打一枪，王誓华律师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在业内叫他“大炮”，所以我也要祝贺刑辩界有了一个重量级的律师事务所，大炮级的律师事务所。

第二层意思，我也表示一个希望，希望以后在刑辩业务过程当中我们多合作。我跟誓华律师认识于常熟案，那时候组了个律师团，我跟誓华律师都在那个律师团里，可以说我们由于合作走到了一起。北京律师跟我们相比而言没有更多顾虑，为什么？比如说我在无锡做刑案，一般刑案不太关注，按照正常的还可以，阻力不大，但是涉及到一定级别的职务犯罪，或者是领导关注的案子，说实话律师压力很大。包括像非法证据排除等等，作为地方上的律师，我可以跟大家坦白地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去死磕，因为我还要在那生存，我还要在那执业下去。在这个时候我也就没有办法，只有企求合作，北京的律师或者其他地方的律师，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从辩护一线退到二线去。所以期望以后跟典谟也好，跟其它地方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寻求一个合作。

第三，就这个论坛而言，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以庭审为中心，这个问题我们在地方，包括无锡中院也开过座谈会，把我们律师拉过去，围绕庭审为中心发表意见。在那个场合，我说庭审为中心可能任重而道远，有些案子可能可以体现庭审为中心，但是由于体制上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要实现以庭审为中心不容易。我开过的几个案子，有的案子法官确实是想起一个主导作用，但是公诉人告诉你“这个案子是纪委办的”，纪委办的案子，意思也就提醒你要不要以审判为中心？你要想以审判为中心，不是我的事情，是纪委的事情。还有有的案子我亲自开过，开到最后公诉人不高兴的时候就明确说，我今天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你审判长的活动他监督，你怎么以庭审为中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探索的。这是第三句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刚才诸位前辈包括同仁谈到刑辩面临种种困境，我们都感受得到，但是也看到很多刑辩界的前辈也好，同仁也好，都在不停抗争，用个案推动着法治的不断进步，这个也应当会看到这样一个希望。刚才江老提到那么几个案子，很荣幸我参与的，大家可能关注江西乐平的案子，四个被告关了16年了，一直在申诉要求立案，昨天江西高院明确进入再审程序。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跟踪了好多年。也就是说在个案当中我们也应当看到希望。我观点就讲这么几句话，讲的不好请大家批判指正，谢谢。

首先祝贺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开业庆典，因为典谟的“典”是经典的“典”，“谟”是谋略的意思，所以我希望誓华你这个事务所能够成为精通谋略，成为行业典范，这是我对你的一个期望，当然希望你肯定做的更好。

第二个，我和王誓华结缘于常熟律师团，在座的韩冰律师和虞仕俊是我们都是常熟律师团的律师，“王大炮”的名声起源于常熟律师团，也是后来某领导在法官培训上说的“闹庭律师”说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律师。因为当时确实法院在违法，我们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前仆后继大声喊反对，让法庭归到正确法律上来。像韩冰说的，刚才张建伟说有一个案子60几个被告，这是勾兑律师我们所不耻的，我们就是要死磕，依法死磕，而不是违法死磕。所以能够成为刑辩律师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在最好的时代成为律师，也是在最坏时代成为律师，现在是刑辩最黑暗的时候，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光明肯定要到来了。所以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还有刚刚虞大说了，关于乐平冤案，因为我和王誓华除了是常熟律师团，还是贵阳律师团的战友，我们在贵阳的时候44天，那时候所有律师都把自己业务牺牲掉，坚持在贵阳，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66个人每顿饭只吃300元，最后童之伟教授实在受不了了，他泪流满面，在微博上公开为我们律师团筹集资金。

童教授是受江老师委托看我们的，所以江老师我还要向您鞠一躬，因为童教授到那儿之后，我们一夜之间，通过上海律师就捐到了17万，后来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可以到饭店去吃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完庭大家都吃地沟油的，谁那天辩护的比较精彩，30几个人就买两瓶啤酒每个人倒一点点大家举杯，这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但是也挺过来了。我们很荣幸能够为中国法治建设成为铺路石，因为很多人为法治建设身陷囹圄，有些还没有出来，受难的人我们一直记着他。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最后，我觉得作为律师，尽管法律是无情的，但人一定要有情，所以苏轼有一句话，“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胜，则天下安。”所以我希望在座法律人用我们的激情推动法治向前健康发展，我相信明天更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临时给我的发言定了一个题目，叫《关注细节、促进落实庭审中心主义》，我是只做刑事案件的律师，所以特别关注刑事的法治事件。

在2016年4月，我认为有三大法治事件发生，其中一件就是今天我们的典谟律所和典谟法治论坛开业开幕，向王誓华主任表示祝贺。

在我们典谟论坛开幕之前的15天，最高院重新修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虽然只有短短的27条，但是其中的15条都是新修改、设立的新条文。这部司法解释里，创设了很多新的规定，我在这里强调，想提醒我们所有在座的司法工作者注意，特别是我们国家有法治的第一次的，把全体出庭人员纳入到了审判长的组织指挥之下。我们知道过去刑诉法的规定里，诉讼参与人是不包括检察机关的出庭人员的，检察人员出庭的时候，他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制约的，但是这次法庭规则第一次把他们也纳入进来了。

因为这个法庭规则发布以后的四天，两院又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我们刑事司法界在2016年4月的第三件大事。这淹没了《法庭规则》所应该引起的传播热度，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是基层审判人员，以及涉贪贿犯罪的未决被告人翘首以盼的司法解释，所以传播的热度，远远要大于《法庭规则》的传播热度，我觉得实际上《法庭规则》是在我们今后一个时期促进这个国家，特别是刑事庭审规则完善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里面还有很多亮点，包括我们在入庭的时候全体人员要起立，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是检察人员，或者是公诉人跟审判人员一起走入法庭，起立等待的只有辩护人和旁听人员。大家看在这个规则里有很多亮点，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国家如果要得到公正的判决，审判人员的超然的地位必须要得到确立，刚才我们的学者和教授都讲了，我们国家在刑事上，法院和检察院，高于公安机关，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还是运动员的身份，同时高了侦查机关半格，这里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我们人民法院有一天高检察院半格，再高半格，真正确立以庭审为中心这样的司法机制、体制，我想才能有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我们经常批评法院的法官不能够依法办案，但是我们也应该多考量多思考，如何让法官敢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

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鹏：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常铮：

　　首先祝贺典谟所成立，也感谢誓华律师用心组织这次论坛，我作为律师谈不上什么总结，誓华安排我在这个环节做个发言，我想谈谈感受，和多年在律师行业里工作服务的一些思考吧。

　　首先，我对在座的专业刑辩律师是很尊重的，因为在咱们国家刑事辩护，特别是特定案件、特定环节下、特定背景下，或者特定运动下的辩护，刑辩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对刑辩律师是非常尊重的，而且刑辩律师做得好，确实对我们律师行业发展、社会认可有很大贡献。所以首先表示敬重我们的刑辩律师，这是一点。

　　再一点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国家自从1978年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领”，国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这个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也不是谁三言两语说有什么问题就倒退的，因为现在某些思想界意识形态界某些人有一些想法，想倒退，甚至为“文革”翻案。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国家进步是举世公认的，不管在经济上，人民的思想上，人民的活跃上，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不是那时候所能比的。国家的进步既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底下的推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这个国家设计了很多新的理念，很多想法非常好，我们在座的作为律师，也应当积极参与进去。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现实跟要推动的一些政策还有差距，但正是由于这样，就像刚才钟律师说的，我们是铺路石，我们要做工作。这个研讨会做的很好，点到为止，设定若干个主题，大家不管是审判为中心、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规则等等，大家谈了一些内容，但是不可能展开说，时间有限场合有限。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律师是专业人士，我们在第一线工作更了解这个社会，更了解司法改革应该怎么做。中央对司法改革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总的思路是对的，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不管是从公检法、安全或者其它什么部门，总是有阻力的，就像现在很多的政治、经济改革都牵扯到利益集团，牵扯到一些人的合法的、不合法的利益。现在司法改革也会牵扯到原来一些司法机关或者政府机关他们的惯性问题、制度性问题、传统思维问题，所以我们律师需要推动这方面工作。我想，我们不要过多消极抱怨，而要积极推动，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积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方案、方法，这比我们泛泛地谈一些想法，泛泛抱怨更管用，这个国家进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我说的一点意见，所以这个论坛现在做很好。

　　第三点意见，北京市律师协会这么多年也是努力尝试为会员提供一些维权的和专业的服务，提升专业服务领域，包括推动一些国家层面，比如立法方面，我们北京律协提供一些修改方案、修订方案等等，但是这方面做的还不够，还有各种问题。就本届而言，刚才说的我们本届北京律协成立了五个涉及刑事方面的专业委员会和研究会，实际上，当初换届以后积极性很高，申报的专业委员会和研究会远远不只这几家，大家分得很细，根据专业委员会成立规则，有若干律师提议报名就可以考虑。最后确定的是五家，这五家当时也还是有争议的，也有意见认为可能多了。从大家一些想法来看，有人主张刑事业务分得更细一些，诉讼程序方面分得更细一些，研究更细一些，即使在刑法方面也分得更细一些等等，这种想法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不好推动，所以也就设定了五家。

但是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作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大家都是律师，理念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管是所谓的“死磕”，还是所谓的“勾兑”律师，大家出发点可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为这个国家好、社会进步，还有司法文明。所以对于北京市律师协会而言，有些活动可能还真不如我们一个律师所，或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学校组织活动方便，你们可以设定很多题目讨论，如果让北京市律师协会出面，或者专业委员会出面，可能在场合上，邀请什么人，主题等等都有若干限制。所以我们还回到刚才第二个问题，国家进步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推动，用各种合法、合理的方法推动，这样形成合力更好一些，有些事不要指望律师协会全都给你包下来全都做，可能需要所谓的民间力量。我大概说这点意见，谢谢大家。

　　首先感谢江老师、陈老师和在座的各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刑事辩护与法治关系的全面解读，感谢各位精英律师到位的精准发言，再一次感谢台下在座的各位能够热情洋溢参加今天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开业庆典和论坛。最后我再次邀请大家到典谟律师事务所做客，我的律所在银河SOHO中心A座10620，这个材料上都有。

　　这次论坛让我感受到，在当下刑事辩护处境艰难、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刑事辩护律师做到有效辩护仍十分坎坷。我们典谟团队在诸位高级顾问的支持下，会以良好的专业形象，不畏强权，努力做到“真辩、敢辩、善辩”，把刑事辩护推向极致，推向人权的保障，以个案推进法治。

　　最后最感谢的是李老师，在百忙之中主持本次会议，并且提出了富有见解的高端观点。到这里，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工作人员引领下，咱们共同进晚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