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9月，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局长的单果潍作为打黑专案组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抓捕了青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头目聂磊。两年后的2012年5月，时任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的单果潍因涉嫌受贿罪被刑拘，后被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贪污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三项罪名起诉。从2014年8月27日开始至2015年1月，该案一审已历经六次庭审。在此前的庭审中，单果潍当庭否认对他的指控，并宣读万言书称自己遭到陷害，黑社会的保护伞另有其人。他称，自己遭到检方刑讯逼供。
公元2014年8月27日，一个我一生都要铭记的日子，我，青岛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打黑决策层的核心指挥员，被作为了聂磊黑社会集团的保护伞诉至法庭。时间是如此戏弄人，四年前的今天，我是打黑的核心指挥员，正在为最后的抓捕聂磊的工作，风餐露宿，指挥若定。两年前的今天，我又被当作了聂磊黑社会集团的保护伞，在转押临沂市苍山县看守所两个月之后，被押回到临沭县检察院，开始了长达十天十夜的身心摧残。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悲惨人生之后，公诉机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却以办案机关人为制造的大量非法证据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面对法庭，我敬畏法律，我也敬畏法官，因为只有在这里，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保障，这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因为两年来我无数次的向办案人员申辩，控诉，无数次的告诉他们，我是被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及其保护伞、利害关系人诬告、迫害，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与查证，这使我确信，我不仅仅要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更要面对潜在的保护伞以及更为险恶的“权谋”。而今天在法庭之上，法官给了我权利，我深信我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更要面对潜在的保护伞以及更为险恶的权贵，而这一切将在之后的综合质证中得以展现和证实。所以，我非常感谢合议庭能给我自由辩解的权利，我也更要感谢法律给我的公正和公平。
四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铲除青岛“聂磊黑社会集团”的打黑行动（以下简称“6.10专案”），我是作为该行动决策层的核心指挥员之一，历尽风险与担当，给警界，给岛城，留下太多的故事，二年前，省检围绕“6.10专案”掀起的“除伞”风波，我本人又莫须有的被迫害诬告成了聂磊黑社会的“保护伞”，留给了办案人员太多的猜测。时至今日，当公诉人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指控我，我本人却是在这场“除伞”风波中所有落马的70余名人员当中，至今矢志不移，拒不承认指控的唯一者，可以说在警界有疑惑，办案人员有疑惑，公众更有疑惑，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一个打黑行动的核心指挥员，怎么就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这不符合常理。
因此，今日我以万言书，向有关部门，向公众解释，详实讲述这场“打黑”与“除伞”风暴的真实故事，坦诚一个共产党员的内心感悟，还原事实的真相，以便于合议庭对涉黑的指控有更直接的了解，继而可以使合议庭作出公正的评判，还事实真相本来面目。这也算是我两年多来面对四次被换押，四易其人审查我本人的办案人员，我为什么总是在向办案人员诉说我是被黑社会迫害的一个正式的回应。这些笔录公诉人没有提交到法庭，而在诸多我的笔录中我总是有一句话：“我是被黑社会集团迫害”。当时，我没有深入回应，是因为我有深层次顾虑。今天面对法庭，我予以详实回应，让公众评判，让历史评判。我，一个全国优秀公安局群体的缔造者，一个历经全省人民评议，总是名列三甲，既有安全感，又有满意度群体的创造者，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一等功臣于一身的荣誉者。今天，我还在面对聂磊黑社会的危险冲锋陷阵，面对威胁与恐吓，义无反顾，勇于担当，圆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明天，我又如何就成了聂磊黑社会的保护伞被拘押囚禁，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向法庭多次要求调取聂磊黑社会集团的骨干成员任昊的笔录的原因。
公元2010年的初春，当我面对“6.10专案”决策层的主要领导要求我参加打黑决策层时，我尽管知道命令来自公安部，公安厅，及省、市委上级领导，但是鉴于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不得不由衷的向领导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铲除黑恶，市局有专门的专业队伍，所以决策层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做法，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在之前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46号专案”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我欣然接受这项任务，并且无条件服从，并向领导坦言再有能力有人脉的黑社会集团，也必须铲除，因为这是我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我十分担心的是聂氏集团身后的“这碗水”太深，而且是深不可测，因为作为一名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多年来的亲眼目睹和公安经验，我深深知晓，十几年来，青岛警界为什么四任局长，四次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都未果的真实原因。更有一些同事和我的上级深陷其中，这在之后省检的“除伞”当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也是我为什么向法庭刚才要求调取聂磊、任昊等人案卷，查阅其中笔录的原因。而有关这一点，从外地来青履职的领导，是很难短期了解清楚的。而我本人所有的担心在之后发生在“6.10”专案组的事情中得到了验证。虽然如此，但6.10专案决策层领导表态，身后有强大的部、省各级领导支持，特别是有当初市委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并且口头传达了市委主要领导的口头意见：“只要在铲除聂磊黑社会的行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以往的个别问题可以既往不咎”。我还是欣然领命，尽管我心中知晓，市南区毕竟曾是聂磊黑社会集团的发源之地，并且，并不清楚有多少干警与他们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同时，更不清楚其他单位特别是市局领导层是否深陷其中，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全身心地投入指挥这场不久之后便震惊全国的“6.10专案”的打黑斗争中去！
在当今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所以一定要铲除是因为它的存在不仅对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其身后的保护势力的包庇、纵容，使其做大做强之后，对地方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扰乱，甚至是动摇执政根基。以聂磊黑社会集团的发展史，可以略见一斑，该集团从1997年发迹，逐渐做大做强，至2010年被铲除，历经十四年，青岛警界四次打黑，四次更换局长，四次将其列入打黑首要目标，全部半途而废，这其中有央视焦点访谈的大规模曝光，也有聂磊本人因中湾案被通缉，但都因保护伞从中作梗而不了了之，使其不断壮大。为此，甚至警界专门成立了打黑队伍，即使如此，聂磊黑社会集团还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势力和人脉关系很快浸透，这在之后的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之中也再次得到了认证。
我十分敬佩打黑决策层的主要领导能够打破常规，前瞻性的对待此次打黑行动，也十分荣幸他能够选择我这样一个坚定的执行者，应当说，我本人进入打黑决策层之后，为“6.10专案”所做的精心准备工作，是完全必要和有效的，而诸多案件的重新调查工作都是采用点对点以及相对保密的工作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案件的初查阶段，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我甚至调用了一部分非从事专业工作的，与外界接触甚少的司、政、后人员，退二线的人员开展调查，为最终侦破“6.10专案” 夯实基础。当然，正因为“6.10专案”前期准备工作的保密，我必须事必躬亲，无形中我被推到了行动的前沿，也使得很多同仁对我这样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过于神秘的表现而不解或疑惑。当所有的证据汇聚于决策层之时，决策层的要求是等待时机。2010年3月28日，当“6.10专案组”锁定聂磊黑社会集团骨干任昊等人再次在颐中假日酒店滋事，舆论再次成为焦点之时，决策层下达了收网的命令，于是我按照决策层的指示，开始了在“6.10专案”之前，与聂磊黑社会的第一次较量。在此我提请法庭注意，在“6.10专案”查办之前，没有聂磊等人对我本人的任何看法，也没有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我本人的举报，法庭可以查证，青岛市纪委，青岛市公安局都可以证明。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既要与铲除聂磊黑社会斗争，又要与警界的保护伞斗智。这期间，我本人指挥团队经历了四次抓捕聂磊集团骨干分子任昊，又四次被其脱逃的失败，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所以当我看到公诉人在指控我贪污当中的第二起，公诉人出示的崔明升的证言笔录当中的一些办案费用竟然栽赃到我头上时，我真是怒不可遏。最终任昊还是落网了，而当抓捕组的同志告知我抓捕现场惊现警界同仁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痛心，我只能按决策层的要求依法行事。在我们其后获得的任昊四次脱逃，情报的泄露全部来自警界内部时，我更是感到了这次打黑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我的团队对任昊开展审讯工作时，因为任昊毕竟曾有警界工作经验，曾经担任特警，而且又是聂磊黑社会集团的骨干，深得聂磊信任，任昊这些年在警界笼络了大批警界同仁。首战在历经几天较量之后便很快以失败告终，有的同志半途而废请了病假，有的同志因为曾经得到好处而退缩不前，而躲在幕后的聂磊更是变本加厉指示团伙成员先是对我本人诱惑，后又对我本人威胁、恐吓发电话短信，扬言要让纪委检察院把我抓起来！
聂磊在所有的手段得不到回应之后，更是穷凶极恶，动用了手中的一切资源，妄图扼杀我指挥的这场较量，因为我深知身后有部、省市各级领导的支持，有党组织的信任，有决策层主要领导为后盾，我本人毫无畏惧，我十分清楚，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的关键是拿下任昊，只有攻克他，才不辜负决策层事前的精心部署与安排，才能完成上级任务，成败在此。因为当时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的信息尚未公开，与任昊首次较量，就令我意想不到一些干部和同事在明哲保身，他们曾经是那样信誓旦旦接受任务而去投身工作，但是当面对聂磊黑社会集团的庞大人脉关系的侵袭时，又一个接一个退避三舍，更有甚者个别警员认不清形势充当了内鬼，打黑的第一课让我尝试到了前进道路上的艰辛、曲折与复杂，作为决策层的领导之一，深深知道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有现在式，没有未来式，作为一名打黑指挥员，忠诚的警察，党的干部，面对困难和挫折，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勇于担当，在打黑最艰难之时，我作出了冷静而明智的选择，在与决策层沟通后，我重新在市南警界组织团队，选定了十二位精英警员，签订责任状。
为了彻底排除外界的干扰，审时度势的把打黑由公开的较量再次转为秘密的工作状态，新的团队开始了新一轮攻坚。聂磊集团毕竟是发展壮大了十几年，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新的反黑部署无形之中使我本人成了聂磊集团的眼中钉，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末日的临近，为了最后的挣扎，他们开始将矛头指向我本人。因为早在2001年的那场挑战聂磊黑社会集团的行动中，他们就曾经采用了以诬告陷害他人的方法，捏造大量事实，通过人脉保护伞的介入，成功使自己脱身。因此，今天他们面对我的团队的穷追不舍，再次故伎重演，开始捏造新的诬告陷害之词，妄图以此逼我退兵，其实，他们不清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市局打黑决策层早已下定决心将其铲除，更高层发出的指示，黑社会只能被铲除，不容置疑。而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率领我的团队，精心准备，细致安排，攻心为上，在历经了无数次的较量之后，终于凿开了聂磊黑社会集团犯罪的冰山一角，其骨干成员任昊不仅交待了先行犯罪，更是全盘供述了十余年来聂磊黑社会集团的全部事实，当任昊交待了当年警界四次出击，四次未果的红星娱乐城故意伤害致死王军的人命案，新艺城组织、容留卖淫案等数十起案件的真相时，我深知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指日可待，我的团队没有辜负领导的重托，没有辜负公众的期望，由于他们的艰辛付出，而获得了聂磊黑社会集团最重要的犯罪证据。
2010 年6月10日，一场抓捕聂磊黑社会集团的集中行动打响，聂磊必定不是等闲之辈，特别是这些年在警界网罗了大批的保护伞，在之前，其骨干成员任昊的交待中，有关保护伞的问题，曾向警方做了大量的交待，因此，为了慎重，我们对所有的参战干警采取了打黑严密防范措施，行动之前，全部封闭，手机上交，集中待命，只为了“6.10行动”一举成功，但就是这样，聂磊本人还是在我们眼皮底下脱逃，尽管其他团伙成员被我们一一抓获，新艺城也被我们查封了，可是聂磊的脱逃等于整个行动的失败，这也正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聂磊黑社会集团的证据被固定之余，我在兴奋之余，也表露出了担心和不安，那就是从其骨干任昊供述的保护伞数量之大，关系网之深，更验证了当初接受“6.10”任务时我向决策层主要领导表露的担忧，而这之后聂磊同专案组捉迷藏式的游戏，使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由于警界、政法界均有聂磊的保护伞，为了麻痹聂磊，也为绕过警界的内鬼，市局决策层借力打力，顺水推舟，采取了明暗两条线开展工作，公开抓捕工作交由市南分局，这无形当中又一次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其后近三个月的抓捕工作中，可以说，我和我的团队既要抓捕和审讯聂磊集团成员，又要公开抓捕聂磊，我们跑遍全国7个省市，设置了二十余条堵截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物力，财力，来寻找聂磊的下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公诉人指控贪污的第二起事实中会出现大量的顶账。
市南分局先后抓捕了100余名黑社会成员，可以说参战干警行程万里，多数同志没有休息日。但是聂磊多年经营的关系网现在派上了用场，当聂磊得到信息来源，是我在率领团队追捕他时（这也正是决策层要的效果），首先是对我威胁、恐吓，继而是对我的家人和孩子，为此，打黑决策层专门安排了警员对我的家人进行 24小时的保护，这之后在聂磊租住的静海瑯园的房子里，当其再次脱逃之后，从现场搜查的物证中，就有其亲笔书写的恐吓信件，而在对其他抓获的成员的审讯中，及公安技术侦查工作中，同样获取和发现了聂磊专门派员收集诬告我本人证据的铁证，他无非是妄图以此来要威胁我让步，其实聂磊及其保护伞并不知道另一路秘密战线正在向他靠近，其重要成员之一已经被我们策反，聂磊及其保护伞们的末日指日可待。2010年8月底，聂磊再次在北京进入警方的视线，按决策层的意见，我连夜前往莱西将我的核心团队派驻北京，担负搜捕聂磊的工作，在北京特警的配合下，聂磊于2010年9月1日晚在北京落网。当团队成员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我时，我本人倍感欣慰，因为领导的重托没有辜负，公众的期望没有辜负。然而当另一信息传递过来之后，我本人对打黑的前景感到了忧虑，因为在抓捕现场，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名神秘人物，他和聂磊同时落网，而在我的团队押送聂磊回青途中，并无此神秘人物。而这名神秘人物便是岛城黑社会人称“三舅”的聂磊的同伙，其与聂磊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而其之所以与B级通缉犯聂磊为伍进京，就是为了再次找其京城的亲戚“央视主持人”为摆平聂磊案出面，而另一目的是为了诬告陷害我本人而去。因为之前的侦查中，聂磊曾经派员专程去北京请该神秘人物的亲戚出面，向高层递诬告我的材料，并且携带了重金，而这次这位神秘人物更是以聂磊的某些交易作为回报，可见，聂磊为了陷害我本人是何等的疯狂。在抓捕聂磊的现场，所有警员同仁清楚的看到聂磊丧心病狂的叫啸：“我只恨市南公安分局局长单果潍，他的房子是接受他人300万购买的，我要叫纪委、检察院把他抓起来”。这进一步证明了“6.10”专案组之前对聂磊的同案刘峰玉侦查时收集的证据的确定性，为此，我本人专门向市局领导就我的住房问题作了汇报，说实话，面对聂磊等人对我本人疯狂的诬陷，我也曾萌生退意，因为我与聂磊之间并没有交往，更没有深仇大恨。但是面对部、省、市委各级领导的贺电、表彰，按照省委领导要求除恶务尽的指示，按公安厅领导的工作要求，市委领导及6.10专案决策层的具体要求，更为艰苦、曲折多变的工作正在等着我们，在聂磊被押往胶州看守所以后的审讯中，市局决策层抽调的审讯力量，在历经十余天的审讯之后，毫无进展，工作进入停滞。6.10专案决策层果断决定，再次由我指挥，攻克聂磊。
面对领导的信任，组织的重托，虽然我本人对于组织上对聂磊集团及其保护伞及利害关系人屡次对我的诬陷没有及时查证，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大局，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务，为了成功突破聂磊的防线，我专程前往上海召集正在休整的核心团队，做战前动员，为大家鼓劲，当一些同志信誓旦旦表决心，半月之内拿下聂磊，全体结束乐观表态，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之后的较量之中，一直让他们在看守所陪伴了聂磊三年之久，更没有想到在这场较量之中，他们的领头羊，会落得阶下囚，保护伞！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些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自己的职业尽职尽忠，圆满完成上级任务的打黑英雄们，倒头来还要接受组织的调查，还要出面来指正他们的指挥员为保护伞，这是多大的悲哀，多么的荒唐！
从2010年9月中旬，我指挥我的团队接受“6.10专案”的审查工作，我十分清楚我所面临的对手决不是聂磊本人，多年来聂磊在政界、政法界网罗了大批的人脉，他们才是我真正要面对的，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了艰辛、曲折、复杂多变和危险重重，因为聂磊案牵一发而动全身，聂磊背后的利益共同体十分清楚，一旦聂磊崩溃，他们将显形于天下，因此，我是在决策层最艰难的时刻，接手一项最具风险性的工作！尽管当初身后尚有组织和领导的支持，但是以我三十年的工作阅历，深深知道聂背后有普通警员，有领导干部，更有来自北京、济南的上层人脉关系，他们之中甚至有我的上级。可是历史已经走到今天，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政令难违，明知前有万丈深渊，我义无反顾，当我的团队历经83天的艰苦细致工作，终于让聂磊缴械投降，全盘供出黑社会集团的全部犯罪事实时，当决策层成功告破聂磊黑社会集团而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之余，我本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也预感到了更大的风波即将来临，而我本身因为聂磊案件，已经成了警界的众矢之的，这是因为我按照省委领导的要求除恶务尽，决策层下达的任务目标是在聂磊供认自身犯罪的同时，对其身后巨大的保护伞和利益群体搞清楚。
当聂磊对保护伞的问题详实的交待，而我作为决策层委派指挥这场审讯的指挥员之一，本来市南团队在审讯任昊之后，又接受审讯聂磊案，就在警界引起震动，特别是我的团队，一次又一次攻破聂磊防线，工作取得进展之时，更是让警界同仁心神不安；面对即将来到的末日，聂磊黑社会集团开始选择有组织的疯狂反扑。我从警三十余年，在警界为人忠厚，在聂磊案之前，从未有人举报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自市南分局接手聂磊案开始，无形之中来自纪委或上级的举报，不时传递我的身边，我深信，这是因为我担负的工作让他们惧怕，让他们担心，这也是打黑之中必须要面对和勇于担当的事情，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其后的“除伞”风波中，连打黑决策层的主要领导都无法驾驭，组织和领导抛弃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工作者，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答案，聂磊集团的主要罪行是在我的团队的艰苦工作下彻底挖出的，而聂磊详实供述的数以百计的保护伞，来自政界、政法界各阶层，来自济南、北京的某些人物，专案组都是有详实的记录，而且，我曾如实的向决策层进行过汇报的，对应着聂磊黑社会集团十几年的罪行，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对号入座，并能反映出强大的保护伞的，而如此之多的保护伞是靠聂磊黑社会集团的经济为基础的，有普通警员，有领导干部，有来自北京、青岛、济南的上层，这些资料全部上缴了决策层的，相信时任市委主要领导也得到过决策层的汇报的，然而使我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案件的进展，聂磊及其团伙成员，特别是其背后的保护伞对我的诬告陷害也在持续发酵，对我的攻击也在升温，决策层却熟视无睹，这让我不能理解。只是因为我率领团队将这个横行岛城的黑社会打垮，只是因为我坚决贯彻了决策层及上级的指示，只是因为我履行了人民警察的职责，只是因为我对警察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只是因为我一个本土干部，在外来干部的要求下打破了聂磊黑社会业已形成的十几年的权力平衡，因此他们在即将灭亡之际，已经疯狂。而聂磊黑社会集团覆灭之后，其身后巨大经济利益的蛋糕，更是让某些上层，成为聂磊黑社会集团出头的筹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保护伞采用欺瞒手段，利用他们捏造的诬陷之词，以信件的形式，通过人脉关系得到高层批示，在公安部来青调度打黑期间，由于决策层按照上级要求，从岛城自身社会大局出发，没有如实的反映保护伞的问题，案件的实情有所保留，这就给我率领的团队打黑的能力带来了质疑，也为我及我的打黑团队未来遭到调查，带来了祸根，从我内心而言，我是多么希望打黑决策层能够如实的汇报，但是作为党的干部，只有服从组织的原则，尽管如此，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是有保留意见的。
在这之后，随着领导关注，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组成的联合复查组来青复查聂案，由于时逢青岛市委主要领导换届，原市委领导高度重视的打黑案件，转变为公安决策层自我驾驭的专项行动，面对省里的复查，说心里话，我及我的打黑团队是双手赞成的，我们由衷的希望复查组通过复查，特别是通过调查解开聂磊黑社会背后保护伞的内幕，因为我及我的团队在打黑之中锋芒太露，使得黑社会成员及其保护伞，利害关系人对我及我的团队十分愤怒，他们千方百计利用种种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渠道，来达到诬告陷害我的目的，为此，我曾专门向决策层汇报过，希望组织能够给予我在内的打黑团队保护，应当说，公安部领导下的打黑调查组在调查期间，事件总体是在掌控之中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因打黑被市委表彰的打黑精英总体是安全的，可是随着2010年8月，以省检察院反贪部门组成的第二个聂磊案“除伞”专案组的进驻青岛，这场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的打黑行动，开始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其中，首先的变化就是打黑的领导层核心团队统统被边缘化，继而是我们打黑团队及我本人遭到调查，300余名打黑干警中有40余名遭到调查，而我及决策层的多位领导更成为调查重点。我们这些当初出生入死，奋战一线，几经周折，才将聂磊绳之以法的打黑功臣，一夜之间，成了被调查对象，人人过关，而我作为打黑决策层指挥员之一，更成了他们“除伞”专案组的调查重点，为此我专门找到了决策层的主要领导反映汇报过问题，并明确的希望组织出面为我们澄清事实，应当说主要领导代表组织出面反映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听到了省委主要领导对来青 “除伞”专案组有明确意见之后，这就是“不涉案者不抓，打黑者应当保护”，我们打黑团队的心里得到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当我们团队看押聂磊的同志们，将省检 “除伞”专案组提讯聂磊之后，聂磊表现出的猖狂，并口出狂言要我及我们的团队等着，一定要让检察机关抓起我们来，向我汇报之后，特别是聂磊称来提他的“除伞”专案组的成员，曾经是他开设的翡翠山庄会所的常客时，让我们等着，一定要让检察院把我们抓起来，我顿感问题决没有决策层主要领导想的这样简单，说实话，当我听到这些报告之后，虽然感到问题的严重，感到了之前侦查期间，聂磊及保护伞利用人脉对我的诬告陷害在发酵，但我依然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领导，领导不会过河拆桥，并没什么可怕的，可是当看押人员再次向我汇报，提讯聂磊的省检“专案组”成员走后，干警竟然从聂磊身上搜出了佛珠等违禁品之后，我顿感事态的严重，因为聂磊是处于单独关押状态，除我的团队以外，任何人不能接触的，这就是在告诉我聂磊的保护伞已经渗透到省检“除伞”专案组，可见聂磊集团的神通广大。
为此，我再次向决策层领导反映我及我的团队的愿望，请决策层主要领导协调省检“除伞”专案组能够遵守省委领导的意见，保护参与打黑者的权益，应该说，从表面上看他们为了敷衍打黑决策层，“除伞”初期，也是按这一意见办理的，当决策层主要领导反馈给我意见时，并且要求我认真配合省检除伞专案组的工作时，我还是服从了命令。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决策层想象的那样，省检“除伞”专案组竟然是在暗度陈仓，他们并没有停止对我及我的打黑团队的调查，一些包括参与打黑的同志相继不幸落马，尽管如此，在决策层主要领导的安排下，我还是认真配合省检专案组的工作，代表组织找到了很多同志，甚至是打黑的同志谈话，希望他们向组织讲清问题，而不能让我接受的是，一些同志在我正在按照省检的要求，代表组织谈话过程中，省检“除伞”专案组竟强行中途带走，而围绕市南的调查越演越烈，矛头直指我本人，我真不清楚为什么打黑会有如此的结局。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也许是我的团队在铲除聂磊黑社会过程中锋芒太露，同志们一遍又一遍的质问我，过去市委领导讲的话还算不算数？省委领导讲的话还算不算数？而此时我面对这些我昔日一起出生入死的打黑同仁，却无言以对，我感到了省检“除伞”专案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助推，把矛头指向青岛打黑的决策层，指向我本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聂磊集团，深厚的人脉关系之外，还有其背后高层权贵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因为从聂磊供述中，我们曾经得到过答案，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证明我们的判断，随着除伞的不断扩大范围，涉及的人员远远超出了打黑决策层想象的范围，也对青岛的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的一些昔日的上级纷纷落马，我的昔日的同仁纷纷被抓，更有昔日相信党，相信领导的下属，曾为打黑尽职尽责的同志战友被抓，可以说在“除伞”问题上，打黑决策层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除伞”专案组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更是全面否定青岛打黑，他们根本听不进打黑决策层的意见，而是借机以权弄案，骗瞒领导，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说不择手段，为了达到既可以抓我，又不违反领导指示，如法炮制了由聂磊黑社会成员为主，证明我包庇、纵容黑社会的假证。
在阻止了打黑决策层主要领导对我的保护后，他们又欺瞒上级，欺瞒领导，以我本人涉案为由，对我立案调查，将我拘押。当两年后面对法庭，看到他们指控我的证据时，我不得不佩服“除伞”专案组的费尽心机，他们竟然利用我的指挥团队抓获的黑社会成员及其保护伞以及聂磊案中的利害关系人的十二份证据来指控我在包庇、纵容黑社会，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利用我率领团队深挖查处的娱乐场所指控我在纵容，而更为离奇的是我在被拘押期间，受尽折磨，多次被连续六天六夜，十天十夜的被刑讯逼供，多达200余天的违法提审，在押我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任何笔录，也就是说他们变相拘押我一年之久，这哪里还有天理，哪里还有正义、公正，这分明是他们在受到某些玩弄权术之人的遥控，而在违法办案！我为当初没有实事求是了解打黑真相，而盲目听信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欺骗，而作出决断的领导感到惋惜，更为打黑决策层的主要领导没有坚持原则，保护我们打黑者的权益而感到悲哀，因为你们草率的决策，断送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个人前途问题，而是扼杀了整个青岛警界因打黑而树起的正能量，削弱了各级领导的威信，动摇了公众对党的信任，引申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信念弱化，甚至是公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信念弱化。“民无信不立”，这是根本。虽然今天聂磊黑社会集团背后的保护伞已得到了报应，那些当初依靠人脉，利用的某些高层权势也因为严重违纪被中央立案调查。但是由于他们的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给警界给青岛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给打黑团队及我本人，对党的政策，党的信念，以及上级指示的贯彻还是产生了疑虑，因为在过去我被羁押的二年多的时间里，我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除伞”专案组，为了让我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案认罪伏法，用尽手段，我本人先后四次更换羁押场所，四易办案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这个昔日义无反顾的打黑尖兵，优秀指挥员，打成黑社会保护伞，我不清楚办案人员在执行谁的命令，谁在背后遥控指挥，但凡有基本常识都应当清楚，“除伞”应是打黑的继续，两者之间应当是相互配合，互相协作，取得双赢，可是省检“除伞”专案组到达青岛却自立门户，只要他们去打黑团队了解事实经过的复杂性，就可以无可争辩的证实我是被黑社会集团诬告陷害，但是无论是在前期的调查，还是后来他们拘押我本人之后，根本没有了解实情，更不听我的申诉和辩解，他们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刑讯逼供，多次连续数十天的审讯，威胁，恐吓家人，同事和我身边工作人员与我共同参与打黑的同志，我不清楚“除伞”专案组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我打黑社会何错之有，难道只有你们“除伞”是在还青岛一片蓝天，我们打黑就不是吗？为什么非要把一些我根本不知情的事情强加在我的身上，你们十分清楚，上级领导对青岛打黑的指示精神，因此在扣押我本人一年多之后，案件毫无进展，制造的大量假证和非法证据均一无所用，收集的全部笔录和证据甚至不能搬上法庭，因为一旦公开，只能证明我的清白！
今天，当我面对法庭倾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听到的所谓的我的犯罪指控，基本上是我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证，在办案人员的威胁和压力之下，他们今天违心的作出假证，但是我相信他们将来一定会还我清白。我特别注意到了今天的法庭之上，没有看到我的亲人，也许是律师为了我的情感，向我善意隐瞒了说明，但是我相信我的判断，你们办案人员为了让我屈服，可以对我或是我的家人采取任何措施，也可以让我妻离子散，但是面对法庭，我可以坦露我的心声，我今天站在被告席，不是因为我有贪腐之心，更不是因为我包庇、纵容黑社会，而是因为我坚决贯彻了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了组织上派遣的任务，坚决履行了警察的职责，坚决完成了党和组织交办的任务，并且由于坚决贯彻省委领导的批示，深挖保护伞，而触动了某些利害关系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他们正是利用黑社会集团对我本人的诬告陷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以权弄案，在以案谋私，而具体的办案人员并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们无法得到我包庇、纵容黑社会的证据，因为我本人在打黑之中的表现让他们不相信我会做出此事，我就是那个让聂磊黑社会集团全部列案的指挥员之一，我还是那个让聂磊黑社会集团详实供述保护伞问题的指挥员之一，我怎么就被省检“除伞”专案组当成了保护伞，百思不解！固然省检“除伞”期间查获了很多保护伞，可是“6.10”专案组掌握着更多的保护伞的核心机密，上至北京，下至济南，政法界，政界诸多范围，我不清楚“除伞”专案组决策层与“打黑”专案组决策层是如何沟通的？但我认为，我及我的团队已经尽到了保一方平安的职责，而省检“除伞”专案组来青发动的这场“除伞”风波被人为的扩大，历史定论暂且不说，我只想说的是，你们既然受省委委派来青“除伞”，为什么在青岛多时，却从不向打黑专案组了解真实的打黑实情，为什么打黑决策层的领导多次向你们说明实情，你们却屡屡怀疑，为什么对黑社会保护伞利害关系人反映的问题，你们却深信不疑，而对于我的涉案你们早已确定，拿些根本捕风捉影之事，诬告陷害之词，经不起推敲的事情，上报领导，欺瞒各级领导。我想整个“打黑除伞”叙述到这里，公众会有了评判，警界也会有了评判，我就不清楚我率领打黑团队辛辛苦苦铲除黑社会有什么不对，以至于“除伞”专案组如此待我？！
今天，面对法庭，当你们昔日对我的威胁、恐吓变为了现实，终于将手伸向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我的家人的时候，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无贪腐之心，打黑何罪之有，忠实执行党的命令，履行职责何罪之有，当初我参与并指挥打黑勇于担当，是因为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上级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跟随我，不是我有多么高超的指挥，而是同样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上级领导。而我的家人，曾经因为我参与打黑，是那样的担惊受怕，又是那样的屡屡遭到黑社会的威胁恐吓都没有退宿，而如今身边的工作人员，家人没有倒在黑社会的枪口之下，却因为我，而被你们莫名的审查，拘押甚至是通缉，或许你们也是身不由己，可我真是不明白，你们所做的是在为谁伸张正义，“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良臣亡”的古谚我懂，可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怎会出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之事，你们在做的事情，是聂磊黑社会集团想做而做不到之事，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要我屈服，因为你们拥有国家赋予的公权力，或许还有某些领导的看法和注意力，但是事实真相永远胜于一切，我本人作为党的干部，这些年来宠辱若惊，对待工作尽职尽责，在警界，在公众，有着公平而良好的评价，决无贪腐、纵容之嫌，更何况我所担负着的是如此惊心动魄，危险重重的打黑工作，如果我不能洁身自好，怎敢面对如此强大的黑社会集团，且他们背后有形形色色的保护伞。
综上所述，我想青岛这次“打黑除伞”行动所经历的艰辛与曲折，复杂与多变，危险与担当，付出与牺牲，应该有了大概的了解。倘若当时“除伞”和“打黑”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或是“除伞”专案组多做一些细致深入的工作，也不会有今天的结局。而当我主持撰写的打黑专题报告实事求是反映的问题可能因为某些领导的看法和注意力，而让办案人员产生了先入为主，可是只要你们细心一些，全面了解一下，如实向领导反映真相，我想打黑的功臣们不致被人人调查，更不致于落牢狱之灾。聂磊案发生的每一起事件，“6.10”专案组了解其背后的真正保护伞，而“除伞“专案组为何熟视无睹，聂磊集团十余年来的经济基础是赌场，是地产，为什么你们不去调查保护伞是谁，聂磊本人被通缉，却莫名的被撤网，你们为什么不调查，而聂磊集团被查封的地产为何没有在被没收的范围，你们为什么不调查等等诸多内幕和背后的故事和交易，我暂且缄默，可是省委领导的指示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除恶务尽。聂磊集团背后有诸多案件涉及保护伞，一件件客观存在，无论是“6.10”专案组，或是你们“除伞”专案组，都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敢触及，单单抓住一个打黑者不放，这是为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指向，或许是我掌握了太多的内幕，或许正如负责办案的陆副处长所言，因为我是市南公安分局局长。不错，我是时任市南公安分局局长，但这是组织的安排，历史选择我指挥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与重托，我与我的团队完成了十几年来四位公安局长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民除害，这何错之有？！你们“除伞”专案组凭借我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只注重领导的看法和注意力，人为的将“打黑”与“除伞”分割开来，没有事实求是调查全部事实真相，就矛头指向市南，这怎能不出现偏差，而那位陆副处长办案人员及公诉人在8月27日本案第一天开庭时说的把我参与打黑及黑社会对我的诬告陷害简单说成是我与聂磊的个人恩怨，这更是让我不可思议，怒不可遏。打黑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之前我与聂磊本人并不认识，怎会产生恩怨，我殚精竭虑为党工作，为民除害，屡被黑社会威胁，现在却被冠以个人恩怨，这不是共产党能做出来的，我不清楚你们为什么如此轻言来扼杀打黑，但是作为你们现任的领导是了解实情的，打黑之初，他在公安工作，对青岛打黑多次给予我们肯定表彰，可是，当他去了检察院工作不足两个月，我们这些打黑的功臣却莫名的成了保护伞，难道是领导的工作失误，我今天失去了自由，可是全体参与打黑的同仁可以证明事实真相，我也相信全国的警界同仁及社会公众，当看完了我的万言书，他们一定会对青岛的“打黑”与“除伞”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聂磊黑社会集团身后的“这碗水”有多深有了新的理解和猜测。他们决不会把一场艰难、曲折、风险、担当的打黑行动看做简单的个人恩怨，领导也不会相信这是个人恩怨，相信各级领导的智慧，相信社会公众的智慧，“搔首呼天欲问天, 问天天道可能还。”借着四中全会的春风，我真的希望中央政法委对我的案件重新调查了解，看看打黑的同志究竟是不是伞，而在司法改革的今天，如你们仍然以人定案、以权压法、以权定案，冤假错案就在所难免。
在司法改革的今天，即使你们不能除暴安良，但是至少不能陷害忠良！
单果潍
2014年11月4日
（注：本文暂时把相关人的姓名略去）
